管理实践不可避免地

发布时间:2018-04-02 21:03
文章描述:就像安东尼(Anthony,1986:198)所观察到的那样,管理实践不可避免地“依托于一个道德基础”。即使有时这个道德基础被技术理性的功能化矫饰所拒绝或神秘化,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,

就像安东尼(Anthony, 1986:198)所观察到的那样,管理实践不可避免地“依托于一个道德基础”。即使有时这个道德基础被技术理性的功能化矫饰所拒绝或神秘化,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,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明确提及“公正”和“合理”的道德概念,以期在他们努力“通过别人把事情办妥”的同时,形成一套非强迫性的契约方法(Fox, 1974)。

不论有意或无意,管理实践总是假想、推进和奖励某些价值观和行为,这些价值观和行为同时又对与之竞争的一些议程进行着阻挠和惩罚。例如,当管理者假想基于个人绩效的激励技术(例如绩效薪资制)中的道德优点和/或道德效力时,经常孕育着意想不到的结果的那种竞争的、自我中心的行为模式就得到了默认(Perrow, 1986)。激励个人主义行为的技术执着地鼓舞着形成满足(由其培育的)自我主义的更有效方法的愿望,并且在此过程中,对这些技术的运用往往会破坏它们最初创造的提升效率的成果(Roberts,1984)。此外,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,对这种技术的广泛应用会造成注意力的偏转:从对个人如何可能协作,以发展组织、社会和世界体系的道德实践的关注焦点上转移到别处。就满足教育、住房、医疗保健等基本社会需求而言,这种转移在保全集体和稀缺资源分配方面,是更合乎理性的。

如果我们相信,仅仅通过调动更多的(财富、教育和研究方面的)资源来对抗污染、保护野生动物、开发新能源,达成更有效的和平共处协议,现代世界的破坏性力量就能够“得到控制”,那么我们将会被真相吓倒。不用说,财富、教育、研究和其他许多事情是任何文明社会都需要的,但是今天最需要的,是调整目标,使这些手段都能为之所用。(Schumacher, 1974:247,着重号为原文所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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